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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等写给潘耀明书信已撤拍潘称书信遗失望奢侈品市场和消费

发布时间:2020-02-15 21:00:10

巴金与《往事与随想》

《南方周末》当年曾发过一篇文章叫《走了“常凯申”,来了“赫尔珍”——为〈赫鲁晓夫〉挑刺》,这里的“常凯申”,典出一名教授的译笔,指的是蒋介石;而赫尔珍就是俄国哲学家、作家、革命家赫尔岑。恰巧,笔者的手边一直摆放着洋洋一百五十万字的赫尔岑回忆录《往事与随想》的全译本。

《往事与随想》前两卷的译者是已故的巴金老人。不夸大地讲,对巴金先生的一个全新的认识,也可以说成是他令笔者史无前例肃然起敬的缘由,是由这两卷译笔开始的。我们相信凡是读过这两卷巴金译《往事与随想》的朋友,都会有这样的感觉:这虽是赫尔岑的杰作,也是巴金一生的随想。晚年巴金借青年赫尔岑“特立独创而冲动不羁的性情”,在自己近4分之三生命中的浪漫与豪情随着文革的爆发而戛然而止后,再次向国人表明自己青年时的理想。 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写过一篇题为《巴金的3件大事》(文章出自李存光编选《世纪良知——巴金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年11月。标题不确,从内容上看,应为《巴金晚年的三件大事》)的文章,里面写道:“巴金的文学道路大致分四个阶段。在1978年开始的第四阶段里,巴金完成了3件大事:1、创作《随想录》;2、编校《巴金全集》;3、倡议并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。”这段话有两处值得商议的地方。第一,对巴金文学道路的划分,舒乙先生显然是以巴金晚年文学活动的“塔尖”——《随想录》的创作作为第四阶段的开始的,但是笔者却认为创作《随想录》与翻译《往事与随想》不可割裂。陆正伟在《〈随想录〉的发表与潘际坰》中说:“但此时,他(笔者按:指巴金)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,多病、衰老向他频频袭来,为了集中精力完成《随想录》的写作,他不能不调整了创作计划,放下了翻译到一半的《往事与随想》,但他创作《随想录》的思想意义同翻译《往事与随想》是一致的,如果说《往事与随想》是上篇的话,那末此时巴老正在创作的《随想录》就是下篇了。时代、环境和作者虽然不同,但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巴老与赫尔岑一样,都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,痛恨抹杀人性的封建独裁,寻求、自由,把个人所亲历的血和泪的道路与国家、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承前启后,巴老高举起‘讲真话’的旗帜,表达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社会的严肃思考和良知。”从翻译《往事与随想》到创作《随想录》,在时间上虽然是交替的,但这并不等于在开始动笔写《随想录》后,巴金就停止了对《往事与随想》的研读和修改,并曾在1978年、1979年为《往事与随想》写了后记。因此,笔者认为,将巴金文学道路的第四个阶段初始年代定在1978年,不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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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:传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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